2009年3月24日星期二

《癫狂与文明》

在这部著作中,福柯试图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与精神病有关的话语、机构和制度的分析,揭示癫狂是如何历史地被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,理性又如何在这种对立中获得凌驾于非理性的权威。

福柯的研究表明,精神病不是自然的产物,而是历史的产物;“癫狂”是理性排斥的结果,“癫狂”的知识是理性权力建构起来的。福柯以详尽的历史材料为佐证, 描述了从中世纪末叶经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期到19世纪西方人对待癫狂和癫狂者的态度的变迁。在17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癫狂现象,癫狂也不被 当做异己的和“非理性的危险”应受理性排斥的疾病,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,癫狂才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罪恶,应当受到社会的管辖和理性的审 查。由此反对和压抑“癫狂”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了起来。

福柯试图表明,精神病的历史是一部“理智” 压抑“癫狂”的历史,一部“理 性”将“非理性”造成“他者”的历史;精神病学的话语,表达的是理性对癫狂的暴虐,是理性关于精神病的独白。过去300年里处置精神病的意义既不是科学性 的增加,也不是更有人性的观念和方法的扩展,而是对“理性”的不断效忠。而一向作为“理智”与“癫狂”区别基础的“科学真理”实质上只是一种掩饰,一种合 法的外衣,在精神病的发现、区分、处理、治疗的整个过程中,表面上起作用的是知识、科学和真理,实际上则是权力和统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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